作者：冯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2(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重要意义。为了做好“第二个结合”，需要从学理上厘清“为何结合”、“结合什么”和“如何结合”的内在逻辑。同时，在“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上，也存在一些需要廓清的错误倾向。针对这些现实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匡正，以更好地推进“第二个结合”，从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正确方向。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历史任务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也有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经过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这里讲的“一定的民族形式”，就包括中国的文化实际。其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2]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但是，“民族的特点”、“一定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包含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而这种“一个结合”的论述也是由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任务决定的。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目标要求。这既是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发挥文化的力量以实现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新时代文化创新的要求，具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重要意义。坚持做好“第二个结合”需要从学理上厘清“为何结合”、“结合什么”和“如何结合”的内在逻辑。
首先，关于“为何结合”的问题，这是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论是产生的时空条件，还是文化背景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两个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又何以能够结合呢？透过其外在表象深入其本质，可以发现两者的结合不仅有理论的可能性，也有客观的现实性。从结合的可能性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理论品格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其一，表现在相结合的两者的理论特性上，即集科学性与道义性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普遍性，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其二，表现在辩证思维、民本思想、社会理想以及自然观等方面的价值契合性。其三，理论差异性上的表现，使两者可通过功用上的互补来结合。从结合的必要性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理论总是要满足一国的需要，才能在该国得到发展。而要满足需要则必然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就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历程。因此，从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到邓小平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我国历史文化母版以及经典作家设想模板的简单延续和套用，意味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
其次，关于“结合什么”的问题，这是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并推动两者结合的重要问题。对于“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的把握，首先应该明确，相结合的两者是存在主次关系和优先顺序的，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科学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则要进一步把握相结合的两者以及“相结合”的内涵。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被历史和实践检验过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规律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传承、发扬价值的精华部分。“相结合”体现的是两者有前提的双向互动，既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中华文化资源以涵养自身，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发展；也包含用兼具真理性和道义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激活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再次，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落实“第二个结合”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特性也对“第二个结合”须面向现实探寻结合路径提出了要求。“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个实践问题。因而，从现实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地实现内容上的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创造，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难题，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第二个结合”命题出场的目标和价值所在。
深化对这三个逻辑的论证须廓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倾向，即在结合的可能性上，夸大两者矛盾对立的“不可能结合论”；在结合的必要性问题上，主张复归儒学“正统地位”的“文化复古主义论”；在结合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模糊甚至颠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次颠倒论”；在结合的内容问题上，窄化、矮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窄化论”；在结合的路径问题上，理论脱离现实的“简单融合论”。它们严重妨碍了“第二个结合”的实现，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廓清。
二、结合的可能性：夸大两者矛盾对立的“不可能结合论”批判
“不可能结合论”，主要通过夸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以否定两者的结合。这是“第二个结合”在结合可能性上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不论是产生的时空维度，还是生成的阶级基础，抑或是各自功用，都是异质的、不可调和的，进而否定两者结合的可能。即：一种产生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体系；一种生长于东方封建农业文明的土壤里，是偏重自然、人伦，强调“和合”的伦理文化体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不能为两者无结合之可能提供充分论据，反而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路和可能。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和实践的理论，既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指引着人们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科学的理论，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4]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指导，以发挥其文化道德方面的伦理功用。因此，对两者的差异性做功用上的互补，可为两者的结合提供广泛的思路和可能。“结合不可能论”多见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历史任务的变化带来的文化政策的调整，虽逐渐式微，但并未消亡。当前对中华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文化虚无主义，就蕴含着否定两者结合可能性的错误倾向，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夸大两者的矛盾对立，这就从源头上否定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从阶级意识的阐释出发，认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代表封建王权，是隶属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腐朽文化的代表，与代表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调和的，故而持根本否定的态度。[5]对此，我们首先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一种文化资源，而不是意识形态。以今时之视角看，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确实具有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历史双重性。但不能忽略的是，文化具有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虽决定于经济、政治，也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中华传统文化虽有须被摒弃的不合当今时代的糟粕，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至今仍可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因此，对中华传统文化应辩证视之，而不是一味将其与封建、落后画等号。
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全盘否定，这背后也存有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否定，有将西方文明视作普世的标准和规范的错误认识。确实，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并且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使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但是人类文明是多样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并非是单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因此，否定中华文化的价值，具有“去历史化”、“去思想化”进而虚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另一方面，不直接否定两者的结合，而是通过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虚无，为否定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做“反向论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斗争中创造的。文化虚无主义通过鼓吹“革命破坏论”、“革命过时论”，以及否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等虚无言论，否定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实质是对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作“反向否定”。不论是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两个结合”的文化成果，对它们的否定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的瓦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文化虚无主义是“不可能结合论”在新时代的最新表现。它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虚无，特别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夸大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的矛盾对立关系，进而否定“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
坚持“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文化作为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实践性、人民性和社会历史性。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原有文化积累的全面继承。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就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而且，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科学理论，离不开对其他文明成果的积极“扬弃”。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替代的深厚沃土，因而不可将其虚无化，否则不仅会割裂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也会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结合的必要性：复兴儒学“正统地位”的“文化复古主义论”批判
“文化复古主义论”，是指主张恢复传统文化地位，特别是恢复儒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正统地位”的错误思潮。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就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虚无，是对“第二个结合”必要性的否定。
“国学热”的兴起，特别是文化复兴的需要，使“文化复古主义论”尤其是“以儒代马”论此起彼伏。文化复古主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域文化，无法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而儒家学说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才能代表中华民族之精神，展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因而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向。例如，新儒学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就强调，要想完成中华文化的复兴，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必须复兴儒教，并以其回应西方文明的冲击。[7]另外，还有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体现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广泛汲取和借鉴，而过度抬高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有向传统复归的倾向。
诚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以及道德教化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且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文化的全方位挑战，我们确实需要将本民族的文化复兴提升到战略地位，并予以高度重视。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文化复兴是否等同于文化复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究竟是作为理论上的资源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滋养，还是要向意识形态领域延伸并将其上升到与指导思想并行的高度？
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文化复兴要复兴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的创造，代表的是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绝不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文化复古主义论者是用“孔孟之道”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封建旧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在逆转历史的车轮。因而，我们必须理性、客观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切不可将其过分夸大或无原则地拔高，进而避免将本该从属于伦理道德范围或思想理论层面的文化观念上升到指导思想层面，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发生。
不可否认，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思想确实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魅力，但是对其认识仍不能脱离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心路历程时就明确指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于封建小农经济，如今经济基础已然发生变化，那么矗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不管是政治形式的，还是文化形式的，也必然要发生变革。尽管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但其终究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服务于特定阶级的需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仍具有归根结底的意义。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并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文化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发展和时代需要。质言之，它绝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导意识形态之可能。实际上，主张恢复传统文化“正统地位”的文化复古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另一种形式的张扬。这种论调其实暗含着马克思主义已无法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和文化的发展。这是对“第二个结合”必要性的虚无和否定，必须予以严正驳斥，否则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成为一个假命题，而且还会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党的百年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也会坍塌。
四、结合的主客体关系：模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次颠倒论”批判
“主次颠倒论”，是指模糊甚至颠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倾向。在“第二个结合”中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主客体关系的模糊甚至颠倒，具有模糊、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误导“第二个结合”正确方向的危害，必须予以明确辩驳。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对于“何者为主导”或者“谁化谁”的问题仍存有分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谁是主导”或“谁化谁”的问题并无现实意义。也有学者从文明的范式或者内部视域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域外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本民族文化理应处于主体地位，并进而指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有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和能力，可以融通外来文化为己所用，例如佛教的本土化、历史上异族统治者被同化等。然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9]那么，“第二个结合”中两者的关系，究竟是不分主次、地位相同的两种文化形态的结合，或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结合？抑或是有主次之分的一方化另一方，还是两者的双向互动？
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既是“第二个结合”本身规定的，也是由其自身特性所赋予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目的。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是这一思想出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价值归宿。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0]马克思主义便是科学的主义和方向性的旗帜。而且，不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在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因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结合现实发展的需要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而中华传统文化因其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落后性和阶级局限性，已被历史证明无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无法指导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由此，主次位置关系显而易见。
既然如此，本应成为共识性的认知，又何以会出现“主次模糊”甚至“主次颠倒”的错误倾向呢？这就需要回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发现、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出现的“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以及“失语、失踪、失声”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文化自信不足引发了向传统文化的复归。而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以及现如今“言必称希腊”的学术理论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的挤压，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及其“空泛化、边缘化、标签化”问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弱化。
为防止“主次颠倒”的错误倾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于中国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质言之，要坚持做好“第二个结合”，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引领力。同时需注意的是，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理论和新表达，而不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返场”开辟新道路，甚至是“鸠占鹊巢”。另一方面，需要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明确和规范，这可以起到秩序规范和组织强化的作用,因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动摇。
五、结合的内容：窄化、矮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窄化论”批判
“传统文化窄化论”，是指对儒家文化和汉文化的过分强调，甚至用它们指代中华传统文化而出现的范围窄化和层次矮化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人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尊孔读经。特别是，新儒家还将儒学思想视为中华文化的“正统”和全部，把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家学说排除在外。[11]这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窄化和矮化。儒家文化虽然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对儒学的独尊，其他各家文化也有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只是对儒家文化或者汉文化的吸收借鉴，或仅是对儒家文化或汉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出发去继承、创新和发展，才能更好地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华传统文化拥有远比儒家文化更丰富的内涵。例如，墨家主张人人平等相爱、反对侵略，以及尚贤、尚同、节用、节葬的治国之法；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以及道法自然等“自然观”的中国传统智慧；法家的社会发展以及法治思想，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战略思想；农家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心”思想；等等。各家并存，才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军事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也都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特性，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既有包括儒家文化和汉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如藏文化、穆斯林文化等，还有墨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家文化。虽然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4]以儒家文化或汉文化指代中华传统文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全面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辩证性，陷入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这既是从范围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窄化、也是在层次上的矮化，不仅会影响民族团结，也会在实践上为“第二个结合”带来实际的困难。
因此，要坚持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认识“第二个结合”。这也就是说，要坚持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用整体、宏观的视角来认识和处理两者的结合，而不是仅仅研究儒家文化和汉文化，要注重对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增进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学习、交流和借鉴，才不至于窄化、矮化中华传统文化，也可以在结合的内容上标正“第二个结合”的正确方向。
六、结合的路径：理论脱离现实的“简单融合论”批判
“简单融合论”，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只是做简单僵化、牵强附会的比附，而不是立足于社会现实，有的放矢地深入分析其各自的特质或者两者皆有的共性，以实现两者的有机、有效结合。这是两者在结合路径上存在的错误倾向。“简单融合论”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
所谓教条主义，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运用。即忽视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和具体情况下所做的论断和行动纲领。“第二个结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和研究思维的僵化。例如，专注于对儒家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结合，而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他重要组成部分，抑或只是从寻求两者的相似之处着手，对两者的结合只是作相似点的论证。然而，坚持“第二个结合”不只包含对两者相似之处的论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也是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从两者差异处着手实现两者功能互补也是两者结合的重要方向。
所谓实用主义，即根据“需要”用经典理论裁剪现实。这是一种只关注实际效果的方法论。“第二个结合”问题上的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在，对相结合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相通性无深入的比较分析，只是从结果出发去论证结果，而没有从事物的本身出发去推导。例如，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还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人所接受和认同，是共产主义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理论共通性提供了文化上的共鸣。然而，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有识之士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既是基于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道义性，也是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已无救亡图存之希望而作出的选择。所以，只是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似点，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个别话语、概念的“表面意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简单的比附、组合和搭配，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主导下的结果，它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
所谓形式主义，即只关注事物的外在表象，而忽视其内在精神实质的思想方法，其类似于实用主义，是对内容决定形式的科学原理的颠倒。“第二个结合”问题上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关注表面相似性却忽视其内容本质。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当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还只是停留在话语表达、语言习惯以及遣词造句和例证的使用上，还只是用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约化、趣味化”的解释、阐发。[13]坚持“第二个结合”，不是说只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和表达形式，使马克思主义披上“民族外衣”即可，而是要吸收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思想内容以发展新文化。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非相反。“民族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但如若任其发展下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会演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话”。
没有在思想上校准“第二个结合”的航标是“简单融合论”产生的重要根源，游离于现实之外是其本质表现。“简单融合论”的错误在于，对于“第二个结合”只是做了书斋式的“本本”结合，而不是立足于现实的“理论改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其中坚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仍处于第一位就说明，不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结合，都应以中国实际为前提，从中国实际出发，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过度拘泥于理论，不顾现实的“此在性”做形式上的嫁接。
因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有机、有效上做足文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流于表面、生硬僵化，也不脱离实际、无的放矢，[14]是破除“简单融合论”错误倾向的关键之道。做好“有机结合”，需要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挖掘两者的内在融通之处和差异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探寻广阔的思路，进而科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做好“有效结合”，则要密切与现实的联系。即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时代，回答和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是全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进而从“第二个结合”中创新出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