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是2018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全国有3700多项非遗活动同步展开。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到今天，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中国非遗保护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近日，笔者走进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委会办公楼（教科文全委会是由教育部牵头领导的跨部门政府机构，归口负责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合作事务），听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长杜越讲述了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故事。
那是1978年的7月，一架飞往法国巴黎的飞机在北京的上空划过。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之际，出于对外合作和发展的需要，一批年轻人被派往国际组织学习和工作。杜越正是这批年轻人中的一位。
那时，真正与中国有联系的国际组织并不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其中一个。从小学习外语的杜越，经过层层选拔，幸运地成为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秘书处工作。从那时起，杜越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开始同步向世界学习。
当时，中国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理念都比较落后，在教科文组织，杜越接触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汇。“人和生物圈计划”“海洋计划”“地质对比计划”……这些在今天看来很常见的名词，在那时却冲击着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们，使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在吸收国外理念的同时，初出国门的杜越也没忘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杜越和他的同事们被派去教科文组织工作前，国际组织里仅有一些台湾、香港地区派出的中国职员，他们大多使用繁体字。杜越和同伴们带去了简体字和新的表达方式，从那时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里有了简体的中文，中文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语言被广泛使用。“中文进入国际组织，是中国在该组织地位提高的象征。”杜越说。
1992年，杜越从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回国。为了不断提升自己，杜越用了3年时间在北京大学的法律研究生班学习，主修国际法，研究国际组织决议。学习的辛苦没有白费。在一次国际事务中，中方遇到了一个难题。当时别国已将一项决议列为了议程，按照规定，议程一旦设置就不能改变，而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方并不想让这项议程通过。于是，相关领导找到了杜越。杜越思考后，决定采取“程序性动议”这一策略，也就是利用相关规则对这个即将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进行增加或者修改。根据规则，一旦有人提出异议，就必须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投票和讨论。最后，杜越的这个策略成功地改变了局势。在中方的努力争取下，原有议题得以修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知识的组织，你需要不断充实自己，才能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在国际事务上，你自身的本事如果好，可以弥补很多的不足。”杜越说。
如今，杜越在努力推动更多的青年像当年的他一样“走出去”。从2015年开始，杜越积极推动青年实习生项目，选拔一些优秀的青年人才去联合国组织学习锻炼。这样的项目既开拓了青年人的国际视野，也充实了教科文组织的力量。“我现在得到的反馈是，他们对我们中国的实习生非常满意，这反映了我们国家教育的进步。”谈起青年实习生们的表现，杜越很高兴。
与40年前不同的是，他还有着更高的期待。他希望今天的这些青年通过学习和努力将来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他满怀信心地说：“我希望将来走到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人在发挥领导作用。”
